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在此生死存亡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1日正式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文物），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吞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面目，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的发表，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提出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战略方针；确立了红军的行动部署是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图为瓦窑堡会议会址。（照片）
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决心。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组成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东征战役。图为准备东渡黄河的红军骑兵一部（照片）。毛泽东为红军东渡黄河给杨立三的指示信（文物）。抗日先锋军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但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队的拦堵。蒋会石也调集兵力增援阎锡山。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5月初，红军主动撤回河西，结束东征。这是周恩来手稿《东征胜利与我们》（文物）。5月5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文物）。红军第15军团参谋长、河口渡河司令周士第的“东征日记”（文物）。红军东渡黄河时使用的山炮（文物）。
在东征战役中，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红28军军长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这是刘志丹生前使用的手枪、毛笔、砚台和绒毯（文物）。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刘志丹烈士题词（文照）。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和红军大力开展对国民党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张学良写信，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文物）。至1936年冬，不仅最终促使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停止了敌对状态，而且西北大联合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红军回师河西后，蒋会石仍坚持“剿共”政策，并调兵遣将，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为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 1936年5月，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地区发起西征战役。至7月底，西征红军给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创造了有利条件。图为红1军团在西征中举行同乐晚会（照片）。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图为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名录。
第二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和全国抗日民主救亡运动逐步高涨的影响下，国民党营垒内部也加剧了分化。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第17路军将领杨虎城（照片）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到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事变发生当天，张、杨即通电全国，提出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旨的八项主张。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报道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文物）。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一方面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请，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共商大计，并协助张、杨与蒋介石谈判；另一方面，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南下，在军事上给张学良、杨虎城部以援助，促进并保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图为红军将领彭德怀(左6)、任弼时（左4）等与国民党东北军部分将领在陕西三原的合影（照片）。经中共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共同努力，最终促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此为整理成文的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史沬特莱女士的谈话文稿《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文物）。
第三组积极进行对日作战准备
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后，红军从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积极进行对日直接作战的准备。为加强对干部的培养训练，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创办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图为毛泽东（前左2）和朱德（前左3）与“红大”部分干部合影（照片）。这是“红大”学员使用的黑板、课桌、油灯、课本以及“红大”（1937年1月改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员的毕业证章、毕业证书（文物）。为提高红军指战员对全民族抗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到“红大”或部队作报告。这是“红大”学员记录的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记录稿（文物）。红军各部队广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照片）。红军部队还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大力开展军事训练（照片），同时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体育锻炼活动，以增强部队指战员体质，图为红1军团举办运动会时的球队合影（照片）。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保安迁到延安（照片）。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心。图为红军开赴延安（照片）。
当全国抗日战争即将来临之际，为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大力进行理论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各种版本（文物）。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报告（文物）。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胜利的结束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继而，红军在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方针指引下，以民族解放为已任，以前所末有的革命战斗热情，积极奔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是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文物）。图为红军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照片），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