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后感1
“人类社会总是在设计自身的生活。如果某些其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被赞同，那么这个社会中的人就将其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理论，不论困难有多大，他们都将这些结论集合为一体。”翻开《菊与刀》一书，却一眼看到此等传播学直论，讶异之余不禁暗叹这位“日本通”美国作者对于人类学的博识。书中，诸如“舆论调查的结果只不过是让我们对已知的事物多增加一些了解罢了。”等观点，对于研究传播学的，研究成见之形成于成见之顽固的学者而言，都是极有意义的。
当然，此书的更大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对于传播学的涉猎，而在于作者对于日本国民性的深刻洞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地理人文环境各有不同，国民性的形成也各有特点，但是日本国民性的了解，对于自身国民性的观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对于一民族而言，毕竟是有其共通性的，如作者说:“任何文化传统中，都包含了关于战争的信条。”如果对这些基本理论不甚了了，却对其他民族之好战或其他秉性肆意攻伐，未免贻笑方家。
日本人对于等级制度的依赖是令人震惊的，这一点也久为观察家所诟病。但是这个民族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制度，形成的充斥于社会每个角落、每个领域的民族风气，却是同样令人震惊的。也许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并不存在所谓“劣根性”，而只存在畸态发展、不善于整合运用的懒惰国民。
现代人不勤于完善自己，便将罪过推到古人身上，将所有过错都推脱到“国民性”与对象模糊的“历史”上，是极为自欺欺人且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习气、习惯之下，永远无法使得民族性得到改善，而只会使得族群驶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愈加放肆与消极。
菊与刀读后感2
二战末期，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奉命研究日本的民族性，以便为选择占领日本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作者认为，日本会彻底地投降，因为日本人和欧美是基于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后来的军事实践证明了作者的正确。
此书可谓西方对日本认识的第一次大规模突破。此书写得并不是很好，许多后续者写得更好一些。此书的时效性也不强，六十年来，日本人的社会关系和审美产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军事相关方面，从这个角度考虑，本书过半内容已经过时。另外，国内外的评论大多赞扬此书指出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但我认为此书的成就主要在于对日本式“情义”、责任和审美的考虑。
对于做漫画的人来说这书很有价值，它完全解答了日本式的传统情节结构，解答了为什么许多无聊的故事会在日本大受欢迎，并且在中国受到一部分特定人群带着怀疑的欢迎。
压在二战时期日本人肩上的担子正压向我们这一代的人：家族责任(独生子女的事业成就将决定全家的未来)，考试和竞争(考试正急速变得不可理解)，社会侮辱的增加(青少年侮辱他人在改革开放前比较少见并时常直接引起暴力冲突，而如今我们的同龄人正在将侮辱他人当作维持生存必须的精神食粮)，逼迫性暴力的减弱(要么杀人，要么不动手，“把人打服”的现象正从社会上淡化)、愤怒被同情和默许，舆论的复杂化和不负责任、就业难、对宗教需求增加却得不到社会满足、日本式“情义”正成为中国的义务教育和家教、自杀不会引起社会鄙视反会遭到同情……社会的变迁使我们的环境更接近二战时期的日本，所以审美观也更接近二战时期的日本(而不是现代的日本)。
所以我们颓废和耽美。
从内心深处讲，二战时的鬼子兵，其实就是一群武装、有组织、有大量雄性激素的同人女。
但是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对日本式的审美，只有共鸣，不可能全盘接受，但是，我们跟日本产生共鸣的，是菊，还是刀?
新中国的政策决定了我们不会有日本式的男女观，但是我们可能有日本式的父母观;我们的复仇观肯定和欧美是统一的，但我们的报恩观却可能去接近日本;菊，我们这一代人貌似没有接受;刀，已经成了许多人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无所谓好坏，该发生的事必然会发生，我们所要做的也不过是在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发生后，仍然在这个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而已。
日式“责任矛盾”情节也许必然会在中国流行起来，我们的读者的审美也许必然会与鬼子兵日渐趋同，直到让我们的父辈和日本的同龄人都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来自古代。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办?
让我们作的故事，比从小早川八云以来的所有日本鬼子都更好吧!
菊与刀读后感3
读完《菊与刀》在我脑海中反复跃动着几个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反观历史，燕雀太多，鸿鹄太少。燕雀无知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燕雀总会误解鸿鹄;而鸿鹄也会误解燕雀。这如果只是鸟类世界，那也没什么，鸿鹄没必要与燕雀齐飞;事实上在大自然中鸿鹄与燕雀见面的机会本就不多。可问题在这是人类世界：是一个为了利益黄鼠狼必须给鸡拜年;猫必须哭耗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鸿鹄要想展大志，它就必须依靠一众燕雀的支持。可悲的是燕雀是如此的渺小与愚昧以至于它们对超出自己常识的事物不是不能理解而是不愿也不敢去理解!它们将所有的事物都限制在它们的常识这一渺小而脆弱的框架中去加以判断，因此往往会充斥大量的误解。这就如光秀之解读信长，许广平之解读周作人，法官之解读彭宇。。。。。。
“使民可以从而不可以知”这句话现在想来很有道理，并非民不可以知，而是民根本就无知。在这种情况下将社会学、政治学等知识灌输给民，那除了天下大乱外，没其他结果!没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是傻子，可事实上他要是个傻子，别人说不说他都是个傻子。如果这傻子能认识到自己是傻子而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那他还有救。可是纵观整个人类史，这样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所以愚民政策虽然听起来很恶心，可它却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必要工具。
事实上聪明的人能够看出哪些政策是愚民的而跳出其框架为社会的发展而努力;只有那些别人说他聪明就以为自己很聪明，别人卖他时告诉他这是为他着想就认为别人是大好人的大傻子才会为愚民政策所左右。从统治阶级而言，他们需要愚民政策来帮助他们维持社会的安定，同时他们又需要以将旧文化定义为愚民政策并加以攻击的形式来确保推行更利于他们统治的新文化。换了汤不换药，说白了搞的仍是愚民政策这一套，只是在该统治集团当权的执政期他们不会允许别人指出他们是在愚民，同时他们又要尽量将自己伪装成不是在愚民。事实上，愚民也没什么不好。权力之所以为权力，就是因为他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象大家都能吃饭一样使每个人都有权，那实际上结果就会每个人都没有权。这就是我所谓的人人有权，人人无权。如果国家中每个公民都可以决定国家的出路，结果将是国家无路可走。
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他有四个得力的马夫，还有四匹出众的马。他常常乘马去外地办事，而每次他都只用一个马夫赶一匹马拉车前往。后来有一次，因为有急事他让四个马夫赶四匹马拉同一辆车，而四个马夫都有权决定车子的前进方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马夫们因意见不统一闹开了。甲要往东走，乙要往西走，丙要往南走，丁要往北走。因为他们都有权决定车子往哪走，于是他们各持己见朝着四个不同的方向奔开。还好车子够结实，所以只是停在原地不走。
民可以从而不可以知。不能理解那崇高志向之人就不应该掌权。
别开燕雀、鸿鹄不谈就是普通的民众中也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别人。自己身边的人不愿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人又不在自己身边。
呜呼!知己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