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主编：郭建宁撰写：魏波
2014年05月06日13:11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基本途径是教育，教育不仅通过传授知识和技能维系人的生存，而且通过传播价值观培育人的心性。价值观教育是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从柏拉图到孔子，东西方教育思想的共同旨归是培养心智健全的有德之人，伦理道德教育是全部教育事业的基础和核心。今天，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通过价值观教育培养遵纪守法的公民仍然是教育的基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
人的价值观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教育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青少年的可塑性强，进行恰当的教育极其重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需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育人是教育首要的目标，德育是教育基本的内容，这是世界各国教育的普遍理念和共同传统。不过，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渗透下，教育日益为工具理性所影响和支配，专业教育、技术教育等适应市场需求而为人们所重视，而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则渐趋被边缘化。比如，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学生专注于专业技术的学习、穷于应付各种考试，在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人文涵养却明显不足。在古代中国，尊师、尽孝、爱友是基本伦理规范，如今却出现了学生弑师、弑母、弑同学的极端行为，这在以前是极难想象的。虽然这些只是个案，但也反映了人文教育缺失的现状和危害。面对当代中国教育的这一问题，加强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已刻不容缓。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就要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最直接的途径，这就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占较大比重，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由于社会生活快速变化，各种思潮广泛传播，道德教育尤其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冲击，教学效果有待提高。从教育内容上，需要立足变化了社会现实，吸纳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建立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教育应是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创造意义的过程，而不应是单向的灌输与教化过程。因此在教育方式上，应适应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创新中小学德育课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已存在多年，它不只是学校教育的问题，更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变迁的复杂态势相关联。从现实看，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是教育过程中的教条主义，一方面想让学生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另一方面又不顾社会的变化和学生的实际，于是更多地依靠强制性的灌输和考试，这反而引起学生更大的抵触。马克思主义本身拥有强大的真理性，不需要依靠强制而可以凭借其内在的思想魅力吸引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必须克服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领会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关注现实、改造社会、真理至上的精神实质，体现其时代性、真理性、批判性，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真正说服学生、让马克思主义真理“入脑”“入心”。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还要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深受社会系统的影响。在信息社会，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能够传播到学校和学生世界中。结果，现实常常让学校课堂上的教育很快失去说服力，而社会流行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时，仅仅依靠学校进行教育是不够的，从长远看，还要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入手，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对儿童价值观的养成最为直接。随着中国逐步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家庭结构的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这时，需要将家庭教育纳入社会道德建设的环节中，与学校教育沟通起来，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引导广大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二）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
除了课堂教学外，还要建立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在课堂教学之外，学生才常常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的“主体”，拥有自主选择的空间，也在同龄人的交往互动中呈现真实的自我。正是在这种现实的生活中，价值观更容易得以形成。因此，需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之外的时间，使之与课堂教学形成有效互动和互补，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由于课堂教学主要是理论学习，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行统一是道德养成和思想成长的根本途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让思想理论走进学生的实际生活，让青少年在切身的实践活动中增长见识、完善自我，从而取得实际效果。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需要完善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开发实践课程和活动课程，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打造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高职实训基地、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基地，组织青少年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和爱心公益活动、益德益智的科研发明和创新创造活动、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和勤工俭学活动。近年来教育系统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教育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多少，而在于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等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问题，结果让教育也让学生陷入各种误区之中。这也使人认识到，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教育”依然有巨大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生活的主人，在生活实践中增长才干、培育品格，还需要继续领会和实践“生活教育”的理念。
另外，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也是学生价值观建设的有效途径。除了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培育和周边环境整治之外，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校风和班风，形成学校优良的精神传统，对高校来说则是要培养和传承大学精神。学校是一个大熔炉，好的校风和班风可以激发和引导学生沿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不好的校风和班风则会使邪气滋长、误人子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与此同时，教育的质量却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随着教育资源的集中、高校的扩招等，一些乡镇中学、地方高校的教育质量出现下滑。在这些学校中，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得以流行，因为缺少优良的精神传统，学生在缺少辨别力的情况下也很容易为这种集体氛围所影响，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必须抵制商业化的渗透，以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提高教育质量，扎扎实实地培养良好的校风和班风，让校园成为一片净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里健康成长。
（三）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教师是价值观教育的主导者，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应坚守的道德理想和职业伦理。不过，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教育也在“产业化”理念下被推向市场，市场的交换法则、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等渗入整个社会，也深刻影响了教育。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运行都深深为金钱、为追逐个人利益的价值观等所驱动和支配。如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其中的劳动关系。在工具理性主导下，提高“升学率”等成为考评教师的主要指标，教师作为“灵魂工程师”的身份被弱化了。发挥教师的育人职能，需要从教育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入手，推进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以教育家的理念办教育，在恢复教育的人文理念中重铸师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师需要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道德水平，如此才能说服和引导学生。马克思曾写道：“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64页。]要想让学生认识和接受真理，教育者首先必须自己真正理解、掌握和相信真理；要想引领学生培养崇高的道德，教育者首先要以身作则。这里的教育者不仅包括教师，还包括教育行政工作人员。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思想道德水平，需要坚持师德为上，完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健全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形成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第二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也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它的产生、传播和变化与该时代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紧密相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需要立足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贯穿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生动局面。
（一）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与政策应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例如，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唯GDP”带来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破坏；社会道德水平下滑等。抽象地说，发展为一种“工具理性”支配而失去了“价值理性”的指引，导致“为发展而发展”，“为经济发展不惜一切代价”，结果反而弄不清“发展是为了什么”等价值导向问题。在反思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观念逐渐被接受，这是以价值理性矫正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发展不至于偏离大方向。如此看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保障。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它们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整体。发展不只是发展经济实现富强，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同步发展。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可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外在于经济社会发展，而恰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灵魂所在。因此，国家和地方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圭臬和基本理念，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中国的发展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政府的决策对于整个发展起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包括在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上掌握着主要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发展的方向。在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考量和平衡各种利益，坚持何种价值导向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比如，是站在追求政绩的立场上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踏踏实实为百姓做实事；是急功近利地追求短期效益还是谋长远发展；是投资者的利益至上还是民众的利益优先？这些都直接决定了政府决策的方向，也决定了一个地方和行业的发展质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标杆、一种尺度，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这要求政府在制定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时，必须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同时，要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
（二）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市场经济调动起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也激发了社会的活力，由此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渐凸显出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坑蒙拐骗行为横行，社会诚信快速降低，市场环境也会随之趋于恶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经验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建立在诚信和法治之上，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竭泽而渔、损人利已的发展不可持续，诚实、信任、友善、合作则是实现各方共赢的道德基础。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不应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老路，而要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基础上探索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破解的难题。一个原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能屈从于资本的意志和逻辑，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推动经济发展又不伤害社会利益的模式。从现实看，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引发了各种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以其强大意志左右了一些地方官员的决策，损害了社会的道德基础。资本在追逐利润的驱动下常常会伤害民众利益，这时，政府就要主动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人民利益。探索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使之成为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以此来消解资本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如今，一些企业也认识到企业与社会之间利益攸关，因而提出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经营管理中。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信守约，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
（三）在建设“法治中国”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论是政府的决策还是企业的行为，它们背后都为某种利益和观念所驱动，在缺少约束的情况下会出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最终背离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那么，如何约束和引导权力与资本，避免权力被滥用、也避免资本伤害公众利益？显然，仅仅依靠道德宣传和教育是不行的，推行法治和民主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权力和资本都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和扩张的本能，必须依靠更强大的制度约束把它们“放到笼子里”，才能使之不伤害社会。这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存在互补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建设法治中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都是法治的精神、理念与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正义。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保障。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性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赋予强大保障，使之成为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因此，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同时，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其中的关键是，掌握权力的执法者要厉行法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捍卫宪法和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各种权力，依法治国首先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权力的运行严格按照法治的规则进行，从制度上避免权力的滥用，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社会层面来说，由于中国缺少法治的传统，特别需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认识到法律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人们将法律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内心深处服从法律的统治，培育对法治的信仰。当法治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信仰时，人们会想方设法规避法律或钻法律的空子，或者拿法律做交易、视法律为儿戏，尤其是以权代法。所以，培育人们的法律观念和法治信仰，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所在。
（四）在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结果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必须推动治理创新，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国际经验看，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等进行了各种治理创新的试验，其基本理念和做法是：扩展治理的主体，让社会组织、公民、媒体等共同参与到治理中来；围绕公共问题，展开对话与协商，在互动与妥协中达成共识；推行开放式决策，充分尊重各方利益，促成利益共享。面对复杂的利益矛盾和公众觉醒了的维权意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也进行了各种治理创新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经验。创新社会治理同样需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完善制度中形成激发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向力。治理创新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推动制度创新，包括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创新社会治理还要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实现治理效能与道德提升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在现实中存在“好人没有好报”“有德者无福”的现象，“老实人吃亏”的现实也让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主张“不能让孩子太老实了”。破解这一道德悖论，除了继续进行道德宣传之外，还应建立各种合理的奖惩机制，用制度来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行好事、做好人、有好报的预期和信念。比如，中国的富人阶层已十分庞大，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财富，快速拉大的两极分化是社会矛盾加剧的重要根源。一个事实是，富人阶层的形成既有勤劳致富的成分，也有通过钻体制性漏洞、进行权钱交易等攫取财富的普遍现象，其中充满了各种“原罪”。今天，不能用“打土豪”的方式“均贫富”，但也绝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面对严重的社会对立，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重新考量相关的制度安排，比如通过税收等方式调节收入。在保护个人财产的同时，创新慈善制度，鼓励富人从事慈善事业，避免财富大量流失海外。这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抵制为富不仁、拜金主义，引导人们尤其是富人积德行善，在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中促进社会的和谐。
（五）将全面深化改革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建立起来便是完美的，总会有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完善。实际上，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正错误、试验创新中完善和发展的。深化改革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可分离。一方面，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也才能为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改革确立了基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原则，只有沿着这些正确的方向前进，改革才能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面对强大的阻力，改革需要破釜沉舟的决心、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运筹帷幄的智慧，更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这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团结和激励人们共同奋斗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源泉。是否支持改革，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检验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坚持真理、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而非个人利益至上，就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考验着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智慧，唯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个人的狭隘利益和观念，将改革进行到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
加强宣传教育一直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途径。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宣传工作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教条，开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目的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而在凝聚社会共识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在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思潮纷呈、社会分化显著、社会冲突加剧，“仇富”“仇官”的心态滋长，各种利益和观念的对立使社会各个阶层难以形成共识，社会认同降低，价值观世界也呈现出复杂态势。面对这种现实，增强社会团结、化解社会冲突的一个出路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坦诚面对现实矛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在提高社会认同中构筑共同愿景，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一是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坚定全党和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化解复杂矛盾的战略决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基础。宣传工作要高举改革创新的旗帜，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改革信心，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氛围。二是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刻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实践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然存在大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待于从认识上进一步深化。比如，如何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在新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条件下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等等。而且，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也是处于丰富和发展之中，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探索。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需要展开深入的科学研究。要取得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跳出千篇一律的宣传话语套路，潜心研究、认真调查、发现问题、升华认识。三是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如今，各种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各个阶层、地域的人们都有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也决定了人们的观念必然呈现多元的态势，要回到过去单一思想、单一价值体系的时代已经不再可能。面对这一现实，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承认客观现实的合理性，尊重不同的观点，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寻求和扩大社会共识。
（二）发挥新闻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
新闻媒体是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责无旁贷。如今，新闻媒体面临着众多挑战。一是在向市场化媒体转型过程中面临商业化的挑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媒体背离新闻客观性的宗旨，出现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降低了新闻媒体在公众中的公信力。二是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传统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走向衰落，以至于国外有的知名报刊已停止印刷纸质版而只发行电子版。面对时代的深刻变化，媒体必须做出快速反应。三是传统宣传模式面临挑战。僵化的教条式的宣传模式、“假大空”的话语套路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也就难以达到宣传的目的。面对这些挑战，新闻媒体需要深化改革，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践行新闻传播的宗旨。要做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新闻媒体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加强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思想和道德素质，培养有职业理想、有社会担当的媒体队伍。日常宣传工作需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近年来，新闻界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走入生活、深入群众、面向实际，通过“接地气”，了解和反映民情民意，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媒体也要继续探索市场化改革的新道路，在走向市场、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不背离新闻传播的宗旨，而是在坚守新闻职业操守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利益。这需要整个媒体界加强自我约束，以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在向市场化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做大做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重塑新闻传播的形象。
（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
近年来，互联网快速发展和迅速普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达5亿。以社交为基础的综合平台类应用发展迅速，整体即时通信用户规模在移动端的推动下提升至5.32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见网页http://.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1/t20140116_43820.htm.]互联网深刻改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人已经离不开网络，互联网已经构成了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由此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互联网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时，传统主流媒体已无法垄断话语权，更无法强制网民接受某种价值观念。网民成为互联网世界中真正的主体，它们不仅可以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而且可以主动参与、发布消息、表达观点。尤其随着手机上网和微博微信等的普及，人人都可以是记者、评论员，这极大冲击了传统的话语体系，对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构成了冲击。同时，网络也为各种思想传播提供了平台，网络世界的话语变得十分复杂。网络世界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十分突出，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倾向、社交平台中的欺诈现象等对青少年的成长十分不利。面对这种重大变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新闻宣传等部门及时作出调整，正面应对变化了的现实，首先要承认和接受变化了的现实，克服过去在垄断话语权力条件下形成的“唯我独尊”等心态，改变以往“围追堵截”等过时的工作模式。其次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形势，认识、尊重和运用网络传播的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集聚网上舆论引导合力。再次，做好重大信息网上发布，回应网民关切，主动有效进行网上引导。近年来，网络成为民众表达诉求、发表政见、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和渠道，网络民意也成为重要的方向标，显示了民众意志的变化。各级政府也开始利用网络，发展电子政务，推广网上办公，关注网民诉求，引导网络健康发展，也得到网民的积极回应。
（四）以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
中国的发展要求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标志。文化的复兴表现为精神生产领域不断涌现出优秀产品，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有杰出的创造。精神文化产品可以传播思想、砥砺精神、愉悦身心，这是人类一切创造的终极表现。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丰富，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这也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动力。在市场经济机制下，文化与产业、艺术与市场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在互相推动中创造新价值的文化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产品越来越丰富，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走向市场，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数量上的快速增长比较，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还有待提高。比如一些游戏产品充斥黄色与暴力，一些艺术产品宣扬奢侈享受、不劳而获、萎靡颓废思想，赚钱牟利成为一些文化机构主导的价值观，给社会的和谐与人的身心健康带着负面影响。如果完全依照市场的逻辑、任由资本的意志控制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果可能使文化为资本所绑架，精神生产最终背离社会主义的宗旨。当年法兰克福学派曾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产业对民众思想的麻痹和意志的剥夺，如今，文化产业被正名并赋予了合法性。这是市场的胜利，也有其合理性基础。不过，必须清醒认识到文化与工业、艺术与市场除了可以相互补充和支持外，还存在相互冲突的一面。市场遵循的是逐利法则、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宗旨；文化遵循的是精神法则、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目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资本常常处于强势地位而让文化屈从于市场的逻辑，结果就可能以牺牲文化来换取利润。毕竟，除了给人增长知识、使人在娱乐消遣中放松身心之外，精神文化产品还发挥着育人化人的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根本目的不是发展文化工业、增加GDP，而是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引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培养和教化人的心灵。所以，不能任由市场和资本支配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应在充分利用市场的同时，约束和引导市场的方向，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二者不能统一时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在商业化的渗透和浮躁的社会风气影响下，精神生产工作者如果屈从于市场的诱惑和压力，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就很难生产出优秀的作品。精神产品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是人的思想和心灵的再现。提升精神产品的质量，创造出世界一流的文学艺术产品，既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标志。面对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文化工作者需要走在时代的前列，深入生活实际，反映民众心声，引领时代进步，以杰出的创造贡献时代。
第四节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的教育活动，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在新的形势下，要创新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增强活动实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广为传播。
（一）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
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是将修身养性列为人生第一大事，涵养君子人格，“养吾浩然之气”，这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所在。道德自律首先是内在的要求而非外在的强制，人的道德自觉是社会善治的基础所在。这种传统也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激励中国人自强不息并创造和延续了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如今，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中，传统的道德教化机制受到了巨大冲击，人们更多地遵从市场竞争和逐利的法则，结果也常常背离自己的“本心”。随着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也由于社会转型带给人众多的焦虑，人们越来越渴望内心的安宁与精神的安顿，因此各种修身养性的活动受到欢迎。适应这一需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恢复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优良传统，让修身成为人生活的需求，从而让道德实践活动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同时，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实践活动的一个突破口是建设社会诚信体系，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将完善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诚信建设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是一个标杆，国家机关要树立权威，最根本的是取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真正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能否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能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权益。在现实中，权大于法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也让老百姓更多相信“关系”而不是相信法律；法律的权威也经常受到挑战，例如在环境保护中，法律常常向金钱低头而成为摆设。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环节。中国的老百姓十分朴实、厚道，对党和政府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期望，这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对于这份信任和期望，应该高度珍惜并认真回报，切记“民意不可欺”。从社会层面看，加强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已刻不容缓。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制度建设和道德教育，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二）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雷锋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既包含了中国传统美德，也包含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新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实践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等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一个表现是，传统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之上的稳固社会关系被打破，人们相互之间成了“陌生人”，彼此缺乏信任、关爱、合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反而觉得孤独、寂寞、冰冷。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社会，它建立在人与人新型的社会关系之上，信任、团结、友爱、合作应该是其本质特征。建设和谐社会、增进社会团结不仅需要靠增加物质投入，增强社区服务功能，更需要培养新型社会关系，传播雷锋精神，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增强社会正能量，让人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也让人们在互爱互助中提升道德水平。其中，志愿服务是新时期学雷锋的切实路径。近年来，各种志愿组织在各地蓬勃兴起，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了各类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助于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把学雷锋和志愿服务结合起来，还需要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完善激励机制和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做到基层、做到社区、做进家庭。比如，大学生志愿组织在“支教”等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志愿者们在付出中也接触了社会、净化了心灵。
（三）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展开，如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等，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创建文明城市推动了各地市容市貌的改进，增强了市民的文明意识和文明习惯，也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成为各个城市竞相争取的一张名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也要进一步拓展内容，尤其是在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上求得实效。一个地方的精神文明程度不仅体现于市容市貌，宽阔的街道、巨大的广场、名贵的树木、进口的草皮等都未必说明城市的文明程度，倒是政府的亲民姿态、市民的举止言行、社会的融洽程度等体现着文明的精神。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取得实效，还要深入下去，建设学习型社会、生态城市、美丽乡村，不断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近年来国人出境旅游迅猛增长，在给世界各地带来旅游收入的同时，也将各种不文明的行为带到了世界各地，比如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破坏文物、不尊重当地风俗等，给世人留下了“暴发户”“经济动物”的不好印象。除了加强对公民文明旅游的宣传教育、规范约束和社会监督，增强公民旅游的文明意识之外，更根本的是提高全民的文明素养，这也正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和直接体现。
（四）发挥优秀传统文化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
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的政治革命和文化变迁之后，人们开始摆脱二十世纪的激进立场，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交互碰撞，人们也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基础。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无情地斩断了人们的精神传统，让人的精神处于漂泊之中，寻根、“找魂”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精神诉求，这也催生了对传统文化之根的回归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凸显出来，成为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特别是，传统中国文化立足于人的教化、修持、涵养，有着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普遍意义。所以，今天人们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对于世界华人来说，中华文化更是凝聚全球华人的精神血脉。同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进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从教育层面说，增加国民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日常生活层面说，开展移风易俗，创新民俗文化样式，形成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承接、与时代发展相一致的新民俗。
（五）发挥重要节庆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独特优势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众多民族传统节日，这些节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历史背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穿越了时空而将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连在一起。2008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成为国家的法定假日。加上原有的“五四”“七一”“八一”“十一”等政治性节日，“三八”“五一”“六一”等国际性节日，节假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节日是人们共同体验历史与现实、共享情感与价值观的集体活动，借此可以培育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一种人们广泛参与的文化实践活动，节庆日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充分挖掘各种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举办庄严庄重、内涵丰富的群众性庆祝和纪念活动。同时，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对革命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阐发，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形成实体展馆与网上展馆相结合、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体系；推进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免费开放，让一切公共文化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共享。
第四节友善：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主编：郭建宁撰写：李健
2014年05月06日13:08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现代公民社会与传统宗法社会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现代公民社会中的成员在与他人的交往上突破了宗法社会成员所受到的血缘限制，开始拥有较大的公共空间与他人互动。友善的公民关系推动了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友善也成为公民的核心价值规范之一。
友善的内涵
“友”在甲骨文中像两只手，象征着朋友之间的援手，因此其本意是帮助。“善”由一个羊和一个言组成；羊是吉祥的代表，言是讲话，因此其本意是吉祥的话语。两者结合起来，直接的意思就是像朋友一样善良，寓意是互相帮助和互相祝福。互相帮助意味着在其它人处于困境时要助人为乐，互相祝福意味着在其它人不需要自己帮助时心态良好。具体来说，友善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待人如已、待人宽厚与助人为乐等四个基本方面。
友善首先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平等，这是友善的前提。朋友之善就意味着，这种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的关系不是发生在不同等级的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平等的人之间。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高，那么这种关系就是逢迎和依附，而不是友善；如果支持的对象比自己的等级低，那么这种关系就是恩赐，也不是友善。现代公民社会的特点，是人和人在政治上的差别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都是社会平等的成员，因此都是公民。公民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由于其平等的前提，自然是友善之举，而非逢迎与恩赐了。若是对富贵之人曲意奉承、有心巴结，对贫贱之人冷眼相对、拒绝来往，便是势利小人缺乏公民平等意识的表现，和友善无关了。要做到友善，首先便要待人平等。
友善还需要公民做到待人如已，这是友善的重要方法。人从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需要出发，不会对处于困境的自己无动于衷，也不会对自己恶意加害。如果人能够把对待自己的这种态度扩及他人，无疑能够做到扶危济困、善以待人。待人如已，从消极的方式来说，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限制，不要将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待人如已，从积极的方式来说，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要有所激发，将自己想做到的和想得到的促进和给予他人，成人之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友善需要公民待人宽厚，这是友善的重要要求。友善不仅需要在与他人趣味相投、关系良好时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对自己不同甚至小有过失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容人之过。人的脾气性格难免不同，兴趣爱好常有差别，甚至利益还会时常冲突，有时感到他人冒犯也就相当正常了。如果这时针锋相对，就谈不上真正的友善；只有化干戈为玉帛，才能表现出友善的价值来。中国传统文化就非常强调宽厚的美德，提出应该“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现代公民社会中公共空间比较起传统社会来肯定是更大了，进入社会交往范围的人也更多，因此更加显得人与人之间性格各异、看法悬殊、智愚不等，宽厚待人对于构造和谐的社会公共空间来说也更加重要。当然，宽厚不等于盲目迁就，更不等于姑息养奸，对于社会败类仍然应该嫉恶如仇，而不应该将之纳入友善的范围。
友善还要能够做到助人为乐，这是友善的直接表现。友的最初意思便是互相帮助，这是善意最直接、也是最真实的表达。爱自己、爱家人都不难，难的是对不那么熟悉的人也能够伸出援手；发出善良的意愿、讲出祝福的话语也不难，难的是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友善并不是要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去关心他人，而只是要求公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且往往只是自己举手之劳，却能够给别人帮上大忙。他人之所以感受不到友善，绝对不是因为过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是因为期望微薄之力却不见行动。正如孔子所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只要做到了助人为乐，就一定能够让其它公民感受到友善。
友善的原因
公民社会的基点，不在于与传统社会重合的那部分家庭伦理关系，而在于社会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存在和逐步扩大，提供了人本质的另外一种维度。而这个公共空间的氛围怎么样，取决于友善的价值是否能够与工具理性共存。当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之后，每一个公民都将能够获益。因此，总结起来说，友善的原因至少基于三个方面：它是人的本质的要求，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也是每个公民都能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
友善是人的本质的要求。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抽象物，而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人的社会关系如何，他的本质就怎么样。在前现代社会，人作为家庭血缘共同体的一部分，其本质不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家庭血缘的情况，虽然这种家庭血缘的情况也是受到社会总体状况的影响的。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的交往关系开始逐渐地突破家族的范围，开辟出社会的公共空间来。这个空间越是成长，在人的交往关系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人的本质就越取决于公共空间的性质。这个公共空间实际上又是由个别公民的总和所构成，因此每个公民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反过来影响着总体的状况。人的本质需要良好的公共空间，因此需要每个公民都以友善的方式来进入这个空间。
友善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现代社会的形成与相应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与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是相伴随的，相应地兴起的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强调的是效率和收益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甚至由于工具理性推崇的效率挤压了人的自由空间，由于其支持的个人理性计算明确了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对立，它不是促进而是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工具理性的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面对工具理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正确的出路不是退回到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中去，而是对之加以平衡和限制。在这里，就显示出了友善的价值。友善首先可以抵消工具理性的消极影响，给冷冰冰的效率原则加上了人情味。虽然重视效率，但也需要在此之外考虑公民之间的尊重和感情。其次，友善还可以限制工具理性的作用范围，将之控制在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某些领域之内，而不至任之弥漫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在工具理性被平衡和限制之后，效率和利益的强调得到了控制，公民之间的关系不再过分紧张，润滑后的社会达到了和谐。
友善也是每个公民都能够从中获益的社会氛围。人的生活由多方面的条件共同组成；其中有些条件自己解决起来很困难，很对其它公民来说却是举手之劳。例如摔倒的老人，自己站起来或去医院非常难，对其它公民来说扶一下却很容易。但谁家没有老人？谁自己又不会步入老年呢？当人们能够互相之间友善关爱的话，实际上对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帮助。墨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兼相利”的角度对这种互助导致互利的氛围进行了说明。他分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墨子看来，只要有人首先做出了友善之举，那么他就能够影响到社会氛围，并促使其它人像他那样做，结果是大家都从中获益。
可见，基于人的本质的要求，基于社会和谐的需要，也基于良好社会氛围的要求，必须提倡友善这一核心价值。
友善精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友善首先不是一个伦理学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实践问题。当你在公交车上与人发生碰撞时，你和他人是能够心平气和、互相体谅呢，还是最终发展为一场口角？当你在陌生的城市打听方向时，被询问的人是热情帮助，还是冷眼旁观？当老人摔倒在路边的时候，路人是赶紧扶起，还是扬长而去?可能每个公民对这些问题的判断都不一样，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总体面貌良好，有的公民认为友善精神的情况不容乐观。这种判断上的差异本身，就说明了友善精神的普及仍然具有提高的空间。
当前有待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对友善精神患有三症。一是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二是社会和谐建构上的便车症，三是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
公共空间里的冷漠症本质上来源于人们对公共生活的不适应。从前现代的小农社会，到现代的公民社会，人们生活方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交往范围扩大到了自己不熟悉的陌生人群中。在小农社会里，人们的生活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的范围往往局限在家庭所在的乡村；这样的生活里，打交道的都是熟人，不会发生冷漠的问题。但是，家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的逐步发展，人们活动范围突破地域的极度狭隘性，以往主要与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变为经常要与陌生人交往。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没有马上造成观念的改变，人们仍然习惯于熟人圈，而在陌生人的环境中感到无所适从，于是用封闭冷漠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这种不适感和不安全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你身上发生的事，与我毫无关系；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和扶危济困，在陌生感都没有消失的时候，就更谈不上了。冷漠症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观念的进步并没有完全跟上。
社会和谐上的便车症，指的是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中的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既然有利于每一个人，就应该由大家共同来负责。但是，却有人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只需要享受和谐社会中良好人际关系的成果，而不愿意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他的想法是，别人做了友善的事，我都还不一定做呢，更不要说别人还没有迈出第一步。也有人会把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认为公共空间的事情，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来做就可以了，作为公民个人我是可以不付出成本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把友善的责任挪到别人头上，每一个人都觉得政府可以包办友善精神普及的任务，每一个人都在是否搭便车的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立场，结果就会是全体公民都没有愉悦感地生活在僵化的社会关系中。
助人为乐上的恐惧症也非常流行，那就是担心自己帮助的人将他受困的原因推到自己身上。例如，摔倒的老人经常无人问津，主要的原因就是路人担心自己被诬陷为撞倒老人的肇事者，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助人为乐的结果，应该是被助者至少要对施以援手的人表示感谢；友善的公民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回报，但却在精神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如果非但没有感激，还要承担全部的结果，那么还要求公民助人为乐，就是近乎于苛刻的要求了。这种愿意助人为乐却心理恐惧、行动犹豫的病症，根源在于三方面：一是医疗保障的缺乏，使得摔倒的老人有很强的动力去恩将仇报；二是法制的不建全，个别法官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情况下就采取折衷主义的策略，各打五十大板，让被诬蔑的助人为乐的公民承担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三是道德教育的缺失，没有让公民有足够的道德感去打消甚至不要产生这样恶劣的想法。
面对公民在友善方面的这“三症”，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加以治疗。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严惩寻衅滋事和敲诈欺骗行为，鼓励助人为乐的典型人物事迹，让公民怀德畏法，有心向善。其次，需要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不要让公民个人承担无穷大的风险，要让公民有待人友善、涌泉报滴水之恩的物质基础，而不是受到生活困顿的威胁做出让人唏嘘的选择。再次，要建全法制，明察秋毫，不能做出无原则的裁决。原来和了稀泥的案子也要重查纠正，不能冤枉哪怕一个好人。最后，还要加强友善教育，让之限制私欲的无限发展，抗衡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让所有公民都能够主动承担和谐人际关系建设的责任和义务。
